农政问题起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工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出现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农民群体分化等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埃及自古以农业立国，拥有辉煌的农业文明。今日之埃及依然是农业大国，农政问题是埃及农业发展的核心议题，农政转型亦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当代埃及的农政转型经历了从自主探索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到以欧美国家农政道路为模板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向。然而，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逻辑下的埃及农政转型，不仅未能提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还凸显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农民生产主体性丧失、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那么新自由主义理念与政策是如何影响埃及农政转型？

一、出口导向型农业模式下国际垄断资本对埃及农业的渗透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工业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的逐利性驱动世界范围的分工与交往，催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外部贸易和动态的国际分工进程深刻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农政转型。国际垄断资本在进入发展中国家时附带着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场经营管理知识，新自由主义学者将此包装为“发展”的叙事话语，并向南方国家兜售。在此背景下，埃及政府也将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农业作为埃及农政转型的重要方向。然而，农业跨国公司和农业国际垄断资本的首要目标在于攫取高额利润，由此推动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引进外资的客观效果是为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铺平了道路。在埃及，西方农业跨国公司暗中串谋部分官僚、大地主和农业资产阶级，攫取土地资源，收购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它们还诱导埃及政府放弃粮食自主战略，转而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农业。其结果是，埃及农政转型目标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转变为基于所谓自由贸易的出口导向型农业结构，由此强化了埃及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附性。

第一，西方农业国际垄断资本借“结构调整”之机进入埃及市场，依仗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大肆“圈地”，兼并企业，垄断新种培育和病虫害防护等关键技术。农业跨国公司勾连埃及政府官僚与高级军官，以开发土地、建设大型农场与种植园的名义，低价收购和侵占埃及新开垦土地。农业垄断资本企业通过直接收购或间接控股方式入主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逐步建立垂直的农产品加工和牲畜饲料供应链，进一步巩固其对埃及大宗农产品的主导权。西方种业集团还通过垄断转基因种子培育技术与专利，占领埃及种业市场。

第二，西方农业国际垄断资本诱导埃及政府放弃粮食自主权，进而通过操控国际粮价掠夺埃及农民的辛勤劳动成果。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粮食增产保供压力大是埃及的基本农情，因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提升主粮产量、保障粮食安全才是埃及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但是在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选高价、弃低价”的价格机制诱导下，埃及农民不断缩减低收益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转而种植经济作物。缩减粮食种植面积的导向严重扭曲了埃及农业生产结构，加剧了埃及国内粮食市场的供需失衡情况，强化了埃及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度。

第三，西方农业国际垄断资本推动发展所谓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严重脱离埃及本土需求，且因受限于整体生产技术、运输仓储条件而缺乏国际竞争力，无力带动埃及农业整体发展，反而造成埃及农产品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事实证明，所谓基于自然资源的禀赋、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农业，只是西方农业跨国公司扩张资本空间、掠夺埃及农业剩余价值的话语陷阱。

二、市场垄断背景下埃及农业生产要素的分配失衡

农业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有助于释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进而变革农村生产关系。鉴此，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废除了统购统销制度，取消农产品指定生产和价格监管，确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资本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它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事实上，以建立完全自由放任市场为重要目标的农政改革，并未促进埃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显著提升，反而造成金融垄断市场。自由放任的农业市场已然演变成寡头垄断市场，构成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埃及农政转型的又一重要机制，导致埃及农业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挤压了小农的生存空间。

第一，完全自由放任的土地市场化改革导致埃及土地高度集中，动摇了农民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基础。1973年“十月战争”后，萨达特政府实行开放政策，逐步退还被政府没收的大地主土地，放宽对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的监管。1992年的第96号土改法更以市场供求法则取代对地租的行政控制和佃农对租赁耕地的实际所有权，地价、地租从政府定价变成市场定价。地主阶级借政策调整契机，大肆兼并土地。与此同时，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以及缺乏监管的土地市场炒作行为拉高了埃及地价和地租，加剧了土地市场供需的紧张关系，阻碍小农户适度扩大生产规模。

第二，新兴的大地主、农业资本家与农业跨国公司合作，垄断经济作物的加工与出口，操控化肥、农药和种子市场，进而催生寡头垄断市场。埃及寡头垄断市场的存在，一方面，造成农产品加工与出口行业的高度集中，抑制了市场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大幅推高了化肥、农药和种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第三，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资本家还通过主导农业农村规划，将稀缺的生产资料集中投入资本主义大农场与果园，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分配失衡。一些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并不仅仅满足成为行业寡头，而且通过利益勾兑或直接出任政府官职，影响政府制定偏向大农场和果园的发展规划。这与纳赛尔时期倾向小农的资源分配政策取向背道而驰。

三、政府功能弱化背景下埃及农民保障机制的缺失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扮演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应当充分了解农民利益和要求，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但是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退出市场，反对任何形式国家干预，事实上终结了埃及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模式。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府大幅削减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支出，弱化农业合作社功能，忽视农业、农村治理体系建设，导致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资、管理和调控水平下降。不止于此，崛起的中小地主还依靠强大的部落—宗族关系网络，挤占小农在农管会和村委会的席位，侵占农民的发展资金和外部援助。因此，弱化政府功能构成新自由主义影响埃及农政转型的重要路径，导致承受国内外双重剥削的埃及农民失去最后的保障机制。

第一，埃及政府实行“紧缩型”财政政策，大幅削减农业、农村投资，弱化农业合作社对小农生产的保障作用。资本的逐利性决定资本优先涌入城市寻租部门。城市导向的发展思路又强化了埃及乡村从属于城市且受城市控制的特性。与此同时，弱化农业合作社功能导致小农在资本市场中的博弈能力进一步下降。多数埃及农民只能依赖高利率私人信贷获取价格高昂的生产资料，这导致埃及小农缺少扩大生产、更新农机设备的资金，无力与垄断资本竞争。

第二，埃及政府忽视农业、农村治理体系建设，部门间相互掣肘。埃及政府对农业、农村治理的忽视直接表现为乡村治理体系混乱。埃及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发展的部门众多，看似分工有序，实则各部门之间互不隶属，缺乏有效协调。这严重阻碍了埃及政府协同推进农业发展项目，以及综合治理农地与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第三，中小地主拥有强大的传统恩庇网络，又担任农管会等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职务，负责政府资金的最终分配和外部援助项目的对接，但他们并未公平地分配资金、主动推进援助项目，反而借机侵占普通村民的权益。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埃及乡村基层组织内原来由小农担任的职位被中小地主取代，导致农业、农村发展资金分配缺乏民主监督与协商机制，暗箱操作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农管会成员将本家族和部落的利益置于村集体利益之上，导致农村发展援助计划经常偏离预期目标，甚至还可能激化村民内部矛盾。

综上所述，以资本增值为目的、放任资本无序扩张的新自由主义农政政策体系，不仅未能解放埃及农业生产力，反而成为埃及农政转型遇困的制度根源。在埃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农政政策俨然已变成一套环环相扣的掠夺型制度。西方金融资本、埃及农业资本占有大量生产资料，攫取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广大农民因遭受国内外资本双重剥削而沦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当下塞西政府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重新将农业、农村发展置于国家现代化的优先事项，并努力纠偏农政转型中被弱化的政府功能。但是新政亦未完全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农政制度框架，埃及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仍落后于全员劳动生产效率。埃及农政转型陷入困境的历史教训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即需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独立自主地探索基于国情、农情的农政转型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陈勇，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